兄弟

在这个黄金高歌猛进的大牛市中，说些不合时宜甚至被人当成傻瓜的话，在俺看来还是有必要的！

黄金，1945年布雷顿森林协议中规定的是35美元/盎司，62年后的今天，860美元/盎司，增长2357%，最近已经有人有整有零的把目标价位计算到1447美元了。可是，

同期的道指？日经？欧洲三大指数的涨幅呢？

只有不断不断的技术创新，创造新增的财富，新的生活方式，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20世纪末美国网络大泡沫的破裂，留给世人的是一个纵贯全球，改变人类生存状态的网络世界，日本那只是炒卖地皮和银行金融股票的泡沫经济破灭后，留给世人的是什么？

黄金，在04年通胀未启时，俺曾在博客里大声呼吁买进，但时至今日，还是留给投机者去炒卖把！

9号国内推出黄金期货，俺做个言语上的空头！

100美元的原油，860美元的黄金

75.91点的美元指数，13060点的道指

套句歌词，今天是个好日子呀！

 

08年的元旦子夜，冷风寒星，背着包走在广州街头，接到短信无数，凌晨5点半，早上八点还分别接到电话，心里还是很开心！毕竟是新的一年，新的征途又开始了！

想起8年前，那个迎接千禧年的寒夜里，几百人在某个大商场里，人潮汹涌，喊声震耳

摩肩接踵，迎接新世纪；此前，俺在商场里瞎逛，并跟碰到的班里站柜台的女生们开开玩笑，

午夜坐着大公交回学校，在北门分发了面包，香肠，走进校门的时候，清晰的记得

YQ兄弟在那里拿着面包还在高呼：我们都是难民！！

想起来，那日子过的，挺寒碜，唯独那趾高气扬的青春！一张张美得不能胜收的脸庞！简单朴素的欢乐！再也无法复制，粘贴，保存！！

 

 

剑：2007--断裂社会的牛市咆哮
2007-12-21 08:40:20　 南风窗(广州)　

　　中国的牛市与中国社会发展可能构成了某种反向指标关系：看得见的牛市越大，看不见的社会断裂就越深。在企业及政府牛市的背后，很可能有一个社会及公民的熊市。

作者：袁剑

2007年2月27日，中国的农历年长假之后的第二个交易日，中国股票市场用一根跌幅达9%的巨大阴线震撼了全球投资者。受此惊吓，随后开盘的全球其他主要市场纷纷以暴跌收盘。所有的人都在问：中国出了什么事情？按以往的惯例，在中国这样一个受政治和政策影响极大的股票市场上，只有某种惊人的政治变故或政策转向，才会导致这种异常走势。

不过这一次，所有的人都猜错了。

这次奇异的暴跌，不过是宣告了一次金融大爆炸的开始。它实际上是在提醒全球投资者：把目光集中到中国来吧，这里才有最精彩的资本故事。

果不其然，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中，中国股市用令人惊骇的表现上演了一场大爆炸式的金融创世记。

所谓大爆炸是指那种突然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结构到复杂结构的突变过程。以这个视角观察，2007年的中国金融尤其是资本市场的确呈现出一种开天辟地的创世意味。虽然2008年的北京奥运还未开始，但一场不宣而战的金融奥运似乎早已经开场，在迄今为止的竞赛中，中国毫无争议地获得了金牌第一。

2007年的中国金融之啸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股市从2700点涨到最高的6100点，涨幅名列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之首，如果将时间再往前延长一年，涨幅更高达500%。在指数急剧攀升的同时，中国股票市场的总市值也急速膨胀。

在中石油上市的当天，中国股票市场总市值与GDP的比例达到创纪录的1∶6∶1。这个比例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基本持平，甚至略有超出。这一比例在短时间内的急剧上升，表明中国经济的证券化比率已经出现飞跃式成长。不过，指数的大幅上涨以及市值的快速膨胀都远远不足以描述2007年的中国金融变局。

对这种大跃进式的金融爆炸，中国一位共同基金经理的数据似乎更能说明问题。他说，中国共同基金从零到1万亿用了将近8年，而从1万亿到2万亿只用了半年，而2万亿到3万亿更只用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区区3个月时间。

与共同基金的膨胀相适应，中国投资者人口也开始迅猛扩张，潮涌而来。在2007年，中国股票的开户人口达到1.2亿。在中国的城市中，我们已经经常可以听到普通投资者熟练地谈论诸如“漂亮50”之类的投资历史，在这背后，实际上是中国普通民众中一种弥漫着的财富梦想。虽然中国投资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例还远远低于美国等国，但它的急速扩张释放出的一个强烈信号则是：在中国城市，金融正在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

事实上，正是这种极具传染性的生活方式，为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的潜在容量提供了基础。

2007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巨大胃口已经初露峥嵘。一个具有重要意义但一直被人忽略的数据是：中国的IPO融资不仅远远甩开了其他新兴市场，而且也一举超过了纽约与伦敦这样的世界级金融中心。2006年以来，A股市场的IPO融资额甚至超过了纽约与伦敦两大交易所的总和。

这个超级的融资能力强有力地说明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广度已经大大拓展，正在逐渐成为全球资本的主要提供者，它同时也在提醒那些老牌金融中心：凭借其内部市场的巨大潜能，中国资本市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兴市场，而是一个可能在未来给他们带来无数烦恼的竞争对手。

这一切，虽然与中国在高基数上不断高成长的GDP相匹配，但从一个边缘性的，甚至一直沦为笑柄的小型资本市场一蹴而就，的确让人相当惊讶。在私下里，有人曾经预测，随着中国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以及A股市场的迅速国际化，以中国大陆黑洞般的经济规模，香港股票市场将被逐渐边缘化甚至A股化，但人们没有料到的是，这一天竟然如此迅速地到来。在2007年，香港恒生指数的走势对A股几乎是亦步亦趋，毫无疑问，这个趋势还仅仅是开始。

对于企业来说，资本市场就像是一种神奇的催化剂，可以在瞬间将公司价值成倍放大。2007年，资本市场点石成金的魔术在A股市场连串上演。2007年7月25日收盘之后，中国人突然发现，他们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在这一天，中国工商银行的市值一举超过花旗集团成为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银行。这个在几年前还被所有专家认为无可救药，行将倒闭的国有银行一夜之间老树新枝、容光焕发，让人有隔世之感。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欧美投资者在中国工商银行等国有银行改造过程中的投资，浮盈已经达800亿美元，远远超过他们在次级债中500亿美元的损失，果然是西方不亮东方亮。

不过，工行银行超越花旗只是这个系列神话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中国铝业市值超过美国铝业成为全球最大的铝业公司；中国神华超过比博迪成为全球煤炭业老大；万科市值超过全美前四大房地产公司的市值总和。这个系列神话的高潮发生在2007年11月5日，这一天，中国石油开盘后，市值达到破天荒的1.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企业史上首个市值超过万亿美元的公司。有人计算过，这个市值相当于美孚＋微软＋花旗。2007年还未结束，在全球市值最大的前十家公司中，中国已经十有其四。

从一个封闭的，无足轻重的边缘性资本市场，在短短时间中一跃成为全球为之侧目的市场，中国金融在2007年发出了一声慑人心魄的长啸。难道，这仅仅是一场普通的泡沫游戏或一种虚张声势的金融表演吗？

断裂时刻的牛市

中国资本市场在2007年的表现，让人们很容易联想起日本在泡沫年代的同样情形。也正是这一联想和类比，大多数人简单地将中国2007年的金融狂飙当作那种在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泡沫游戏来理解。

然而，历史虽然相似，甚至是惊人的相似，但总有微妙的不同，而这种细微的不同，往往决定了历史的最后走向。

在许多泡沫论者看来，中国股市无非是一个由流动性过剩所堆砌起来的泡沫。不过，作为一个巨型经济体，以中国罕见的GDP成长速度，中国究竟应该有多高的市盈率水平，的确是一个非常让人困惑的问题。显然，泡沫论者并没有说服人们。在我看来，除了流动性过剩之外，中国2007年的股市暴涨确实是有企业盈利大幅度增长作为支持的。

在2007年的半年报出来之后，中国上市公司的利润增长速度高达60%。这种增长速度，如果以PEG衡量，中国即便存在所谓估值泡沫，恐怕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离谱。然而，仔细观察中国上市公司，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企业的盈利增长，绝大部分集中在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垄断性国有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市值最大、利润最丰的前几十家企业中，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

换言之，中国股市的暴涨完全是建立在大型尤其垄断性国有企业利润不断超预期增长之上的。完全可以预计，随着央企不断整体上市，大型垄断国有企业在整个市场中的市值贡献及利润贡献比例将会越来越大，而其对资本市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将越来越强。这也就是说，中国资本市场再绕了一个大圈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国有时代。我们姑且可以将其称作“新国有化”。

放眼中国资本市场，那些昔日被视为腐败、亏损渊薮因而饱受嘲弄的国有企业，现在却一个个变成了受人热捧的超级明星。对于那些熟悉中国改革历史的人来说，这多少有些玩笑的意味，而对于中国那些为数众多，奉私有化为改革圭臬的知识分子来说，则不啻是一种学术和智力上的羞辱。

顺便要提到的是，具有典型国有企业特征的所谓国家主权投资基金在这几年开始大行其道。这显示，国有化正在以一种新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获得势头，中国的新国有趋势好像并不孤单。这种趋势不仅让人们深感困惑，也让人感叹：世界可能真的变了。

事实上，中国证券市场的这种新趋势，与1990年代末期以降中国经济中的新国有化趋势暗合。在名义上，这股新国有化潮流是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而将国有企业集中在所谓国民经济中的关键领域，但在相当程度上，这种新国有化实际上是国有企业退出低利润行业，而集中在高利润、高垄断行业。

2003年中国国资委成立之后，中央企业的利润像变魔术一样年年超常增长，而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由中移-动这些垄断企业贡献的。成本从来就不会自己消失，它只会被转移、被隐匿，被藏到地毯下，而利润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在短短时间中，央企利润突飞猛进，我们有理由怀疑：除了经济增长本身以及国有企业绩效改进所带来的正常盈利增长之外，中国央企的利润有相当部分是通过转移成本以及通过挤占其他企业的利润等方式而带来的。

也就是说，一部分本应该属于公众福利以及其他企业的利润被转移到中央企业的损益表中。很有可能，这就是央企利润魔术式增长的主要奥秘之一。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中国的银行改革中看得非常清楚。

就在不久之前，中国的国有银行还一直是坏账丛生的坏银行典型，但在短短几年之后，通过注资、引进战略投资者、然后上市，中国国有银行迅速从烫手山芋变成了炙手可热的“高成长”银行。因为收到奇效，中国的银行改革被誉为一个金融奇迹。

实际上，中国的银行远没有专家们吹嘘的那么神奇，它只是巧妙地利用了中国的特殊制度“优势”，而将其巨大的改革成本分散和隐匿了。

中国国有银行改革最关键的一步其实就是公共财政的注资。没有这一步，其后的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上市融资就根本无从谈起。而有了这一步，后面的步骤其实就水到渠成。然而，几万亿元的注资，本来是可以用来进行同样急需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环保等社会公共产品建设的。

或许在中国人的优先秩序中，金融有更加急迫的危险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金融改革奇迹实际上是以社会公共品的严重匮乏为代价的，是以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为代价的。

这实际上进一步瓦解了中国本已严重锈蚀的社会团结，加剧了中国社会的断裂。这几年，在医疗、教育、环保、社会保障领域所出现的越来越沸腾的愤怒并不是偶然的。

人们一直忧心忡忡的金融危机似乎平地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在看不见的地方，中国的社会危机却在蠢蠢欲动。一位研究者曾经将中国的银行改革概括为“中国式成长”，但用这个视角观察，它更好的称谓应该是：“中国式魔术”。其中多少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

显然，以侵蚀社会其他利益主体而获得利益并非仅仅只有国有银行，也绝非只有大型垄断国有企业，而是遍及几乎所有的企业。容易理解，其他类型的企业并没有央企以及国有银行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获取经济增长之外的超额利益的办法，往往是通过转嫁环境成本，获得廉价土地，争取税收优惠、直至直接剥夺劳动者的办法来实现的。这种情况，中国的房地产企业、血汗工厂中随处可见。

在中国的改革中，除了根深蒂固的政府崇拜之外，又出现了一种甚嚣尘上的新的公司崇拜。这种崇拜为企业在经济发展中获取超额利益营造了极其有利的文化氛围。而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则是，作为社会重要主体的“公民”以及公民权利的极度萎缩，是政府与企业收入的非正常增长。

如果企业利润的增加是在政府、企业、公民相对平衡增长的情况下取得的，那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是通过剥夺其他利益主体或者转嫁成本的方式取得的，就非常值得忧虑了。中国目前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属于后者。

在2007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先生提供的数据非常直观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国内需求下降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中企业和政府占据的比重过高，而职工收入比重过小。从2002年到2005年，政府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上升了3.3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的比重则下降了4.6个百分点。”与这个趋势一致，在2006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仅36%。

这说明，在最近几年超乎寻常的经济增长中，财富正在迅速向政府和企业集中，而居民则没有获得相称的份额。

不过，新闻报道可能比统计数据更有说服力。1999年，在胡润富豪榜刚刚问世时，中国只有一位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而在2006年，胡润中国富豪榜前800位富豪的财富已经达到5.62亿美元，较前一年暴增一倍。与此同时，另外一幅图画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2007年在中国最富裕的上海和西南省份重庆，都发生了因为超市销售打折烹饪油而发生挤踏致人死伤的事件。

一边是财富向政府及企业迅速集中，它表现为政府财政收入和公司盈利的超常规增长，另一边则是公共品的极端匮乏和严重短缺，这实际上就是中国2007年牛市的基本背景。这是中国居民被迫向企业及政府公司注入福利所造就的牛市。

用当前资本市场最流行的术语讲：这是一次典型的资产注入所造就的牛市——即将居民的福利以利润的形式注入企业。与中国资本市场早期局限于一省、一公司的赤裸裸掏空相比，这种隐蔽的福利转移无论在体制化程度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政府及企业本位一直是中国改革秘而不宣的主题和灵魂，这种隐蔽的转移实际上一直在持续，2007年不过是这种历史性转移的一次集中释放，并以一个超级牛市的夸张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以此观之，中国的牛市与中国社会发展可能构成了某种反向指标关系：看得见的牛市越大，看不见的社会断裂就越深。在企业及政府牛市的背后，很可能有一个社会及公民的熊市。两者共生共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金融市场的确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基本面。

显然，发生在2007年的中国金融狂飙，既不是一次普通意义上的泡沫，更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牛市。它比普通意义上的牛市和泡沫要意味深长得多。

自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执政以来，社会的公平正义已经成为非常优先的政策目标，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分配结构依然加剧扭曲，这值得我们高度警觉并思考：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中国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分配体制，而这种体制正处于最终成型前的加速冲刺阶段？

大多数人都将中国社会问题所引发的经济结构问题称之为“失衡”，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问题不是失衡，而是一种断裂。因为“失衡”意味着矛盾在原有体系中的可调控，可纠正，而断裂则意味着原有体系中的问题不可控制地滑向极端，意味着原有体系的打破。

无独有偶，今天世界体系似乎也出现了同样的体系断裂迹象。其中最强烈的信号就是：以美元为锚、为符号的世界金融货币体系逐渐失去控制力，正在发生深刻的危机。如果一国之内的金融危机意味着一次财富重新分配的话，那么，世界体系的信奉者则相信，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意味着全球权力的转移和体系的重构。

在这种视域中，美元的失势，次级债危机、中国牛市、石油飙涨就不是普通的金融危机和价格动荡，而很有可能是世界体系大变局、大动荡的某种预兆。为这个大变局提供背景的，是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几个拥有海量人口的经济体对世界金融货币以及经济体系的高度卷入。这就好比航母下水，浪花四溅、惊涛拍岸恐怕在所难免。

比照简单的历史逻辑，有人鲁莽地将此夸张为所谓中国的崛起，这显然是头脑发热，思维混乱的推理。真实的历史从来就不是教科书上的粗线条，它远远要复杂得多，也晦涩得多。不过有一点大致可以肯定：发生在2007年的中国股市狂飙是世界体系地壳运动的一部分。 

迄今为止，似乎没有人令人信服地解释过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后果，也没有人描述过中国今天的体制形象。中国，不仅没有更清晰，反而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有人揣测，在中国，可能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东方资本主义—— 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在一个拥有巨量人口社会中的奇特混合物。果真如此的话，2007年的中国金融狂飙，就可以被理解为这个巨大新型物种正式长成前的一次嘶鸣。

接踵而至的将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即将展开，对中国、也对世界。 (南风窗 作者：袁剑) 

今天晚上不同寻常的加息震动了市场的各处神经末梢，特别是活期存款的减息更是性感！但真正有标志意义的，在下看来，却是各种短期定存的利率调整，这个对货币资金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12月17日，中国证券报引述央行高层刘士余先生的发言已可得窥此次加息匠心独运之处！

明年货币政策将继续运用价格型工具适时调控，积极稳妥运用好利率杠杆工具，发挥利率工具在抑制需求膨胀中的作用，有效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同时，他还表示，要积极开拓金融市场创新，比如推进企业票据融资；尽快形成我国债券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要深入研究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减弱对货币市场的利率和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影响。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2/20/content_7285996.htm

 

http://www.stockstar.com/info/Darticle.aspx?id=SS,20071217,30095576

 

中投宣布50亿美元购入大摩可转股票据，晚上看了看交易条款，还是不赖的，击节赞赏下！Morgan这几个字母代表的金融历史底蕴，也值10亿美元，虽然没有控制权，再怎么着，也比当年日本买入洛克菲勒中心强，美国人最擅长的是科技和金融，高科技不让咱买，那就买玩金融的人才和最好的公司了！

　【《财经》网专稿/记者 李箐】“中投公司投资摩根士丹利与此前的两单不同，采用的是强制性可转债形式。”目前正在美国的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汪建熙对《财经》表示，普通股收益虽然可能更高，但是需要对市场判断得非常准确，“此次可转债的年利为9%，相当于美国债利率的两倍，而且可以不受转股前市场波动的影响。”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公司）12月19日在北京宣布，已于当天与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公司达成协议，将向摩根士丹利公司投资50亿美元。这将是继投资百仕通公司30亿美元之后，这家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第二次大举投资美国金融机构。
　　显然中投公司此次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投资百仕通的经验教训。根据双方的协议，中投将购买约5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公司发行的一种到期后须转为普通股的可转换股权单位。这种可转换股权单位的期限为两年零七个月，转换的时间为2010年8月17日，按照年息9%按季支付利息，到期后必须转换为摩根士丹利公司上市交易的股票，转换价格最低不低于参考价格，最高不超过参考价格的120%。参考价格由2007年12月17日开始的这一周确定。股权单位全部转换后，中投公司持有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股份将不超过9.9%。
　　摩根士丹利目前第一大股东为State Street公司，持股13.2%；第二大股东为巴克莱全球资本，持股4.54%。待中投转股完成，应将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中投公司在发布的公告中称，此项投资是根据中投公司全球资产配置的需要，旨在可接受风险范围内，获取合理和最好的长期投资回报。
　　汪建熙告诉《财经》，中投公司的这次投资是纯粹的财务投资，中投公司不会向摩根士丹利派出董事，也不会参与日常经营。此外，这次中投公司的入股比例没有达到10%，因此不需要经过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批。
　　摩根士丹利公司同日公布第四季亏损35.6亿美元，在这一季度，摩根士丹利就次贷资产减值94亿美元。
　　受中投公司入股消息影响，美国时间12月19日开盘时，摩根士丹利股价为48.82美元，截至发稿时为止，上涨接近5%。
　　以美资为首的跨国金融机构在次贷危机中受创深重。此前，已分别有花旗集团、瑞银集团公布了巨亏的最新财报，并分别宣布引入了中东和东亚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者注资，金额均达数十亿美元。目前摩根士丹利股价静态市盈率不足6倍，在投资银行中为最低。刚刚宣布获创纪录利润的高盛静态市盈率略超8倍。相形之下，标普500家公司平均静态市盈率为18倍。■

           ＜士兵突击＞是今年巨火爆的一部电视剧，我呢，也未能免俗，国庆节特意买了碟片，一气呵成看完之。这部充满阳刚之气，兄弟情谊的最佳招兵宣传剧，据说连美国兰德公司都要研究，剧中情节，常常能击中俺那小心脏中最柔软脆弱的部分，可以说是笑中带泪的看完全剧的。我还开玩笑跟人说，大家初入职场，都希望遇到一个史今那样的班长，而我一出来就遇到了一批袁朗，呵呵，痛何如哉！一个在某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混迹的同学抱怨，单位居然要求大家看士兵突击，并写出观后感，搞得看的情绪都没了，呵呵，这有什么难的，俺还正想写呢！今天就先写一小段吧！

      剧中有一段对话，就是当许三多在戍守了全团最荒凉最没前途的岗哨却偏偏被团长相中，并把他推荐到全团最精锐的钢七连的时候，恃才傲物的连长高城拒绝接收这个他在新兵连就最瞧不上的兵，但他最喜爱器重的班长史今却违抗上意，坚持接收。

      温和甚至带点软弱的史今面对上司暴跳如雷，问他在外面吃人喝人家了，瞎答应别人。史今有这段经典对白：没说！是在心里说的。连长！你有没有一件很想完成的事？我是说从内心深处……我对他（许三多）有一个承诺，一个应许，就是把他带好，让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堂堂正正的兵！我一定要要他！”这段话打动了骄傲得有些武断的高城，默许指导员和史今留下了许三多，打开了许三多通往兵王之路的大门。凭着这段义贯金石的语录，史今也成为全剧中我最喜爱的人物，我以为这段对话也是全剧最精彩的冲突和对话之一，譬若橄榄，令人回味无穷，也似芳草，更行更远还生！

说到这里请允许我掉下书袋，这幕剧让我想起2500年前一个名垂千古的故事--季札挂剑。季札是春秋五霸中吴王阖闾的四叔，后人尊称延陵季子。他是同辈兄弟中最贤明的一位，但由于品德过于高洁，拒绝接任国王，以致三个哥哥分别当过吴王（本意是兄终弟及，奈何季子坚辞不受，甚至"弃其室而耕），反倒引发吴国王位继承的合法性危机，才有了专诸以鱼肠剑刺杀吴王僚，阖闾即位这么传奇的故事。整个《史记 吴太伯世家第一》中，除了阖闾称霸与夫差灭亡的故事外，太史公最倾注心力和篇幅描写的，就是季札一次出使中原各诸侯国的经过。因历史上中原文明之邦（即鲁、卫、晋，齐等周朝最嫡系封国，沿袭周公传统，诗书礼乐最为齐备）一直是以蛮夷之地看待吴越楚秦，恰是季札出使，特别是在鲁国品评礼乐，与郑国子产，晋国叔向这些文明之邦中掌握最高话语权人士的平等交流甚至是教导，对各国政治前途走向的准确评判和建议，一下子使吴国提升为各国需要平等看待之第一流文明国家，奠定了阖闾称霸的意识形态基础。这就如同俾斯麦统一的德国，和叶卡捷琳娜统治下迅速崛起的俄国，只有出了歌德，托尔斯泰，才能被主流文明国家目为值得尊重和平等看待之文明上国。

      然而这次当时看来颇具国际地缘政治影响且让吴国大放异彩，迅速提高国际地位的外交活动，到最后已经划上句号的时候，太史公峰回路转，写下了在今天的史官看来根本不配写入正史的一段逸闻“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 ，每读史记至此节，悠然神往，那数千年前我汉人精神中最高贵的部分，跃然而出，史记全篇，唯刺客豫让之死的惊艳程度堪与之比肩。在我看来，季札挂剑，其境界远超过数百年后西汉季布的“一诺千金”，虽然，连这个，我们当代人也已经是需要打着灯笼去找了！！

     有时夜深人静，扪心自问，自己心中是否也有些应许，承诺，需要去完成呢？ 

 

 

古人结绳纪事，记述生命中特殊的经历，我们用Blog做日志，帮自己留下记忆~

在乌镇参加Blogbus五周年的庆典活动，回忆这几年的冬季，总有些好玩的事情和生命中的未知在前方！

四年半前的夏天，横戈建议我象他一样开个blog,并热情在网上远程指导俺开通，当时的我，刚刚离开第一家公司，人生充满未知，情感一片灰色，我怎么也想不到后来，横戈居然成了Bus的CEO，相信正在指导我开Blog的他，当时生活在黯然的托管岁月里，也只是把这当作一个好玩东东，隐约觉得里面有些机会，但也决不会想到有这个结果！

四年前的冬季，我离开了国内的证券公司，投身香港市场，赶上了H股的春天！横戈不时的从郑州来到上海，偶尔我们会大被同眠！那半年，我的住处换了四次，均在上交所的附近晃悠，当时的赵小蟀住在附近，两个人常在宁夏罐罐香碰头吃面。

三年前冬季的一个雨夜，已经买下Blogbus的横戈从郑州来上海，下榻在我那东昌路地铁站旁的“豪宅”里，和还在券商厮混的赵小蟀、苗少爷在真锅喝咖啡，赵小蟀刚辞别了一位现身陷囹圄的资本大鳄，天天在博客上学慕容雪村写下流小说，苗少爷则刚搞垮了两家深圳的券商，灰溜溜回到上海打拼。午夜时分转战浦东的一个小酒吧，其间横戈接到个电话，俺们二人又从浦东杀到淮海路上的MBox,在大厦的一楼大门口抬起一个喝得不省人事的姑娘送回了家，几年后回首，才发现原来我们抬起的是后来Blogbus的正牌HR.而我也从那时起，客串了两年Blogbus的CFO.

两年前的冬季，当年的武汉算命四人帮来到静安寺旁，横戈新租的单间里给我过生日吃蛋糕，煮螃蟹，还有横戈作的炸酱面，在寒风中逛了建国西路的创意园区，听着还在缥缈中的风投美梦。当时的我们，还不敢相信国内的牛市会如此波澜壮阔，小农意识的俺还在为短短半年有的那点利润沾沾自喜。而赵小蟀，已经不再是文艺青年，从理想的云端落到现实的尘埃中，回到郑州开创自己的事业，找自己的爱人去了！而后，在除夕前一天在回郑州过年的火车上，俺还接到横戈的电话，回到家席未暇暖，又开始折腾那招揽风投的文件。而在回家的前一天，自己还因为重感冒，在正大广场购物排队交钱时，晕倒了一会！还好，那年回家，有个学医的姑娘陪同。

去年的冬季，我们在当年李鸿章大人开创的江南制造总局残存下的大仓库中，冷风中参加了Blogbus的四周年庆典，顺便给自己过生日，只记得我不时出门吃大胡子老头在门口烤得羊肉串，并把那个盛蛋糕的大盘子连同蛋糕一起当成自己的生日蛋糕拿走吃了。庆典快结束时，和苗少爷窜到黄埔江边的Hooters喝酒看球，为了庆祝半年时间从八块涨到28的古越龙山，俺们在以“美食，啤酒，美女”闻名的hooters里跟人要黄酒喝！圣诞节回到郑州，赵小蟀带着个美女及一群醉汉杀来，意气风发，看来没少赚河南人民的血汗钱，当时穷巴巴的俺甚至都没听完他在卡拉OK中的独唱就走了！

  又是冬季，前一天还和刚跳槽的苗少爷在“神憩”捏脚踩背，而今已经在江南水乡，走走红地毯，看看大秀场，今年的庆典搞得很成功，才子佳人，胜友如云。结束后，坐着乌篷船游船，如今则住在河边的民宿中，看凤凰台正在直播的金马奖，《色戒》大获全胜，连颁奖嘉宾郭富城都不惜当众向李安导演做路演：自己身材也很好，下次可以找他，把同屋的某杂志主编逗得狂乐！

回想五年来，激越高蹈的横戈已经是沉稳内敛的秀场高手了，而经历了创业坎坷的赵小蟀开始不时在网上给俺推荐高雅读物，据说最近也要来上海办手续，与当年的美女成婚，当完美居家男人了，！不知道明年的冬季里，还有什么故事会发生！

 

 

 

晚上看中央台，《七剑下天山》，听到主题曲，居然还借用了那首“满清第一才子”纳兰性德的最牛的词

不过听起来还蛮好听，把纳兰的词翻出来，温习下

长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最近官府又要搞什么两防了，根据官府防啥来啥这个屡试不爽的定律，明年通胀肯定比今年更加厉害，可是官府最近已经开始找人开刀了，连俺的股票市值都缩水了，本来涨涨跌跌很正常，但是看到一些业内的傻冒研究员都开始嚷嚷什么精确打击，窗口指导之类的破玩意，真是可发一笑，谁掌握印钞机，就管谁，这样就能管住通胀了，关我们老百姓啥事，把货币学派的老泰山佛老在《货币的祸害》里的这段话抄出来普及下常识！！！ 

没有一个政府愿意承担制造通货膨胀的责任，哪怕是不那么恶性的通货膨胀。政府官员总是能够为通货膨胀找出种种理由——贪得无厌的企业家，得寸进尺的工会，挥霍无度的消费者，阿拉伯提高了石油价格，恶劣的气候，或是任何貌似有理的事情。毫无疑问，企业家是贪得无厌，工会也在得寸进尺，消费者是有些挥霍浪费，阿拉伯酋长们也确实在提高石油价格，气候也常常极为恶劣。但所有这些因素可以造成个别商品的价格上涨，不会造成价格的普遍上涨。这些因素也可能造成通货膨胀率的一时涨落，但不能造成持续的通货膨胀。这里的原因很简单：所有这些被指控的罪犯，没有哪一个拥有印刷机，没有哪一个能凭借印刷机印出那些装在我们口袋里称为货币的纸片，也没有哪一个可以合法地授权会计在账册上汇入与那些纸片相等的项目。
通货膨胀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现象……通货膨胀也不是共产主义的现象……在今天的世界里，通货膨胀就是一种印刷机现象。

再有两天，就是俺从来不重视的公历生日了，再过四天是俺的法律上的生日，再过12天才是俺真正重视的农历生日，为了这些日子，俺提前祝自己生日快乐！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学习谭校长，以后只过25岁生日

反正前几天在医院陪护老妈，

小我三岁的妹妹还郁闷的跟我说，有人说我象她弟弟！

一夜无眠

起来看日历，农历十月廿二，

“日值岁破，大事勿用”

总理说，要加强社保，这当然好，但是，有一好就必有一坏，为社保筹集资金，免不了加税或者卖国有资产，或者发国债

总理说，要稳定市场，这当然好，但是，有一好就必有一坏，政府控制下的稳定的市场，也就是没有市场机制，无法配置资源的市场

主席说，产业要升级，这当然好，但是，有一好就必有一坏，还从没见过哪个新产业不是从旧产业的尸体上生长出来

发改委说，要有油，这当然好，但是，有一好就必有一坏，用股民和纳税人的钱补贴用油企业，只是在鼓励产生更大的供求缺口

 

榊原英资，1941年出生在日本神奈川县，196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同年入日本大藏省，在大藏省历任数职，1995年任大藏省国际金融局局长，1997任大藏省事务次官，升至日本官僚系统的最高位。因为主管利率、汇率等货币金融政策，他被称为“日元先生”，当年在国际金融界影响力不亚于格林斯潘，拥有极高的学术声誉。1999年退职进入学界，任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并担任大藏省顾问。

　　榊原英资一身儒雅的学者气质，很难想象，他就是当年一天抛售200亿美元，巨资干预汇市，成功阻击日元升值的金融界大人物。榊原英资在日本财政金融决策的核心——大藏省工作了35年，官至大藏省事务次官，相当于中国的副部长级别。

　　这35年中，他经历了日本经济战后高速成长的辉煌、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末的泡沫高峰，在泡沫崩溃后成为“金融大改革”的关键性人物。面对本报记者，在谈到日本泡沫经济的损害时，他为自己“没有尽应该尽的最大的努力”而深感遗憾。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这位提出“亚元构想”的经济学家认为：三十年到四十年后，那时候中国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那样，中国的货币强起来，亚洲各个邻国都强盛起来的时候，亚洲货币就有一个通行的力量了。

　　文／图  本报特派东京记者 邱敏、曾向荣

 

　　关于升值：

　　升值不是泡沫经济产生的根本原因

　　广州日报：很多经济学家把1985年的“广场协议”导致的日元升值，看作是日本泡沫经济的一个起点，您认为升值是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吗？

　　榊原英资：“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开始升值，从1美元等于240多日元，一下子变成200日元，确实这个事件是产生泡沫经济的原因之一，但不能说它是一个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从“广场协议”那个时候开始，日本经济同时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那时候，日经指数已经快到了40000日元，现在才16000多日元，各种东西在高位，地价也高股价也高，这是很异常的。此外，从上世纪80年代到泡沫经济崩溃，日本企业对设备、技术等的投资一下子就降下来了，这也是产生泡沫经济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日元的升值不是直接的原因，但是外汇买卖是有影响的，日本政府为防止产生“日元升值萧条”现象，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反而助长了泡沫膨胀。发现泡沫后，政府部门立即进行非常强烈的紧缩，使泡沫一下子崩溃了。

　　广州日报：目前中国的人民币正在进入一个升值的通道，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在人民币升值上的政策？

　　榊原英资：中国政府对于人民币升值采取渐进主义，这种方法我认为是正确的，不要一下弄成50%之类的很快很极端地升值；另外对外币买卖从完全控制到一下子自由化也是不好的。所以，中国政府采取的政策我认为是对的。但是，问题在于，大量的外来资金流入后，国内资金的流动就会变缓，也就是国内资金利用率就没那么高，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在金融上有对应的政策出台。人民币升值，外汇又要进来，在这两方面要找到平衡结，这一点非常难。

　　关于中国经济：

　　经济增长率应该回到正常的7%~8%的增长速度来

　　广州日报：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也与当年的日本一样出现了“流动性过剩”、地价房价的大幅度上升，股市从1000点到了6000点等现象，您认为中国经济将会步日本泡沫经济后尘吗？

　　榊原英资：我认为中国进入了泡沫时代，一点都没错。当局怎么能控制它的局势，是应当注意的问题。怎样控制泡沫经济的程度，非常重要的是用软着陆，特别是明年是关键的一年。要根据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水平来采取相应的政策。现在泡沫经济是清清楚楚地进入了，不用怀疑。（笑）

　　广州日报：您认为这将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榊原英资：现在如果说中国进入泡沫经济时代，那么就要看中国政府怎么把它控制在哪个程度。日本曾经在泡沫经济中采取了一个强硬的措施，把所有涨上来的价格都降到一半，非常极端的方法，这不是一个很合适的措施。现在中国经济，股市在上升，经济增长率太高，速度异常快，政府原来瞄准的是7%~8%的增长率，但现在已经是11%多的增长率。需要关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人民币升值要掌握在什么程度；二是怎么控制好泡沫的程度，这两个问题，如果解决好就可以顺利地通过泡沫困难的时代。

　　广州日报：如果是一个泡沫的话，您认为泡沫上升的周期将会持续多久？

　　榊原英资：我只能这么跟你说，时间拖得越长，被害时间也越长、越深。要尽最大的努力，把泡沫经济缩小和缩短。政府不但要非常严格地出台政策，还要快。如果你不快一点出台对应的政策的话，你的经济就会坏在这件事情上，失败于没有出台适当的政策。一直持续在泡沫经济之中是不可能的，总有一天会哗啦哗啦地跌下来，你的受害就会急剧变大。

　　广州日报：作为一个在财政界工作35年的政策制定者，面对这些情况，您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在金融政策上最需要关注什么问题？您有什么建议呢？

　　榊原英资：中国的经济增长自身有很强的力量，尽最快速度，最大努力使你的泡沫经济缩小到应有的程度，经济增长率要回到正常的7%~8%的增长速度来。外贸进出口的顺差要控制好，否则这样下去的话就会像日本一样，十年都没有回到正常的道路上来。如果你放任它。你有多长时间放任它，经济回复的时间就多长。怎么能控制局面还得用软着陆的政策。当然这非常难，政策柔软有弹性还得管得住是非常难的。

　　广州日报：您认为国际热钱的流入流出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危机吗？

　　榊原英资：我认为到不了危机的程度，这只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

　　关于35年金融生涯

　　我没有尽应该尽的最大的努力

　　广州日报：从1965年您进入大藏省，到退职进入学界，您在大藏省任职35年，经历经济金融的起起落落，回过头来看，在1988年、1989年，您有没有意识到日本金融体系正在经历泡沫呢？

　　榊原英资：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泡沫经济的危机，但我知道这是一个异常的现象，意识到了异常现象。首先是股市40000日元，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过。

　　我没有做到一直对这件事情的关注，对它没有尽应该尽的最大的努力，那时候也年轻，总想着金融这些事情是必然的，有其内在规律，我当时特别想的是顺着它的变化产生一个合适的政策，但一直没有找到，市场经济就是这样的。（笑）

　　广州日报：有没有想到在泡沫之后日本经济会进入10年的低谷？

　　榊原英资：不管哪个国家金融的指数上上下下都是很正常的，肯定有泡沫经济上升的时候，也有破灭的时候。市场经济不能无视它，但管又很难。所以格林斯潘说过，泡沫经济有开始的时候，也有破灭的时候，即使谁都看出来它是个泡沫也很难很好地控制它。

　　广州日报：1995年，您任大藏省国际金融局局长，日本进入了“金融大改革”，那时候您打了几个很漂亮的金融仗？

　　榊原英资：1995年的时候我很强硬地要控制日元的升值，我尽了很大的力量。为防止日元兑美元比价突破80:1，促使日元兑美元贬回到100:1，我曾采取集中大规模抛售方式，以期对市场产生意外效果，最多时一天抛售近200亿美元巨资干预汇市。

　　广州日报：您怎么评价金融大改革？

　　榊原英资：1996年开始的金融自由化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到现在为止那个时候的成果都可以感觉到。我认为当时金融改革已经晚了。

　　关于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受次贷危机严重打击

　　广州日报：现在，日本的经济在不断回升，很多企业的股价回到了泡沫时期的顶峰，银座的地价也回到了当时的最高位，有人说“日本回来了”，您认为日本已经完全走出泡沫的阴影了吗？

　　榊原英资：日经指数现在是17000多元，一部分银座的土地也回到最高峰，这是一种正常的景气恢复，不是泡沫的重临。日本的经济和景气确实都在恢复。

　　广州日报：你如何预测世界经济、日本经济未来几年的走势？

　　榊原英资：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现在出现了一些状况，美国的次贷危机使美国经济受到相当程度的打击，日本、中国的经济都要受到它的影响，世界经济都会受到严重的打击，被逼到严峻的状态。日本经济目前本身不坏，日本企业的收入也挺好。但大约在明年会有一点下降，因为日本也是世界经济中的一个经济体。

　　广州日报：目前在日本有一种言论是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经济会在下一个泡沫中破裂，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榊原英资：我最近一次去中国是9月7日。今年我已经去了两次中国，中国发展得非常快，每次去都可以从各个角度看到新的变化。10年前，中国的旅行者中外国游客特别多，现在国内的游客涌入各个景点去旅游。

　　中国崩溃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扎扎实实地在发展，崩溃是不可能的。虽然我认为现在进入了泡沫经济时代，但泡沫经济的崩溃与中国经济崩溃是完全两回事。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发展到很丰富的程度，伴随的问题也很多，但有这些问题就崩溃是不可能的。

　　广州日报：你是第一次提出“亚洲货币”（亚元）的经济学家，您认为亚元什么时候可能成为现实？

　　榊原英资：欧元从提出来到通用为止用了40多年时间，亚洲货币到通用的程度还得往后30年到40年。我想那时候中国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那样中国的货币强起来，亚洲各个邻国都强盛起来的时代，亚洲货币就有一个通行。

 

东京见闻录

　　隅田川畔的流浪汉

　　隅田川对于东京来说，就像珠江对于广州。在隅田川边有许多流浪汉。泡沫破灭后东京的流浪汉骤增，成为日本二战后流浪汉高峰之后的又一个高峰。

　　在读卖新闻大楼附近，我们遇到小林一郎。出生在北海道的小林，18岁就来到东京成为一个建筑工人。在他的记忆中，泡沫经济的高峰期是他打工生涯中的黄金岁月，“盖不完的楼，干不完的活，最多的时候我存了150万日元”。但这150万日元，买不起国民保险，更别提买得起房了。艰难的生活是从泡沫崩溃后开始的，他只记得，“建筑公司一家家地‘倒产’（破产），活越来越少，最后一份工作是在4年前,按天算钱,一天7000多日元,一周干一次或者两次,那一个月只拿到了30000日元。”

　　建筑业是受泡沫经济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在东京的流浪汉中，像小林一郎这样的建筑工人特别多。他们发挥建筑工人的特点，把流浪居所建得像模像样。在隅田川边，可以见到很多用纸箱和木板粘得整整齐齐的“小房子”，“小房子”通常是一个长方体，容纳下一人睡觉，这些流浪汉会把自己仅有的一些家当收拾得整整齐齐，挂在“小房子”的“墙壁”上。

　　隅田川边还有很多帐篷，帐篷里住的流浪汉往往是在泡沫经济中破产的人。在两国桥下，一个流浪汉告诉我们，“那个帐篷里住的人68岁了，他以前是一家建筑运输公司的社长，公司是他一手建起来的，后来不景气，公司生意不好，他自己又得了心脏病，就出来流浪了。旁边住的曾经是棒球手。”我们看到，帐篷里铺着棉被，里面还整整齐齐地放着一大摞书，帐篷外面放着一些杂物，有长柄的雨伞和卡带的小录音机，甚至还养了一只白色的小猫。

　　调查显示，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无家可归者人数几乎增加了两倍，达到了约5700人，其中98％是男性，60％在50岁至64岁。

　　流浪汉们都挂着一句话：“我们不想给政府添麻烦。”这些不想给政府添麻烦的流浪汉，让日本政界和学界不断反思，在经济高速成长期，政府在国民保障上欠下的债

中午不放心，又给妹妹打电话，絮絮叨叨说妈妈的治疗情况，老妹和大姐大概嫌烦，出言不逊

俺也勃然大怒，发泄了一通，

结果，大姐和小妹痛哭，拒绝接电话，善良的二姐在劝解，

我，胸闷脑涨了一个下午！

两败俱伤！

隔壁的朋友听到，过来劝，对别人都那么有耐心，对自己的亲人怎么这样！

想一想，胸闷一下午，是自己惭愧，骂别人，其实也许是内心要推卸责任，

或许，在父母身边一段时间，才算是真的尽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