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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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杂志网站最近不停歇的关于失业农民工的系列报道颇吸引俺，在浅薄业余如我辈看来，这个已经算是可以得普利策奖的系列报道了！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不愿介绍那一个指头的天朝！

半年来有关全球金融海啸，经济衰退，企业破产的报道甚嚣尘上，央视2套那个隔岸看别人风景的华尔街风暴节目尤其惹火，捧红了主持人，浇灭了所有人的信心，可惜“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别人家失火，自家这些年养成了的搭便车失火人家的各种优惠不见了。各种应急经济对策，都提了出来，这两年那些莫名其妙的政策，终于收手了，不过如人所讥刺，“罗锅治好了，可病人也给治死了”。

作为亚当斯密的忠实信徒，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抱有乐观的精神，只要相信“允许一切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努力创新”得制度，我们人类总能战胜各种看似不可逾越的灾难（所以，当权者现有的那些救经济的投资计划我几乎都不赞成，而是同意许小年先生所说的，我们中国不需要凯恩斯，而是需要邓公，只要继续改革那些该改革就成了）。不过，如何能在战胜这些灾难的同时，让无辜的牺牲尽量小，社会成本尽可能低，才是这个国家的决策者需要考虑的。

     1941年，还在纳粹的日夜轰炸之下，压倒一起任务是如何救亡图存的英国政府，就成立了社会保障研究部门并于次年推出了《比弗里奇报告》，奠定了现代民主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则，理念，方法和基本架构，并在二战后即行，这一被英国工党标榜为“新耶路撒冷”计划重要蓝图之一，如今，再次成为应对这场金融灾难的重要缓冲垫。

在我看来，我们目前最需要的，是有自己的“新耶路撒冷”，这才是经济内阁最需要关注的，而非让地方和各部委，到发改委银行争抢的那四万亿的大蛋糕。